《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在目前高压严打形势下，电信诈骗案件依然高发难破。在一些地方，电信诈骗类警情甚至占到所有刑事类警情的一半，成为日常生活中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最大威胁。

　　专家指出，近年来，围绕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断出现的新科技，电信诈骗的作案人群、作案方式也出现新变种，但是打击和预防的方式方法还停留在传统阶段，传统治理方式存在多重不适应性，难以有效应对新变化，须进一步完善打击治理机制。

“打不尽”的电信诈骗？

　　基层民警普遍表示，电信诈骗类犯罪案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影响百姓安全感的最大威胁，也是基层公安工作最头疼的事情之一。

　　太原市公安局梳理十年来数据发现，从2008年到2018年，当地“两抢”犯罪下降九成，盗窃犯罪下降四成，而电信诈骗犯罪增长了90倍。2018年太原警方电信诈骗类案件破案数量上升了73%，但是损失金额却同比上升20%。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全市电信诈骗刑事类警情日均30起左右，占全部刑事类警情约一半。

　　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张文宝介绍，太原市发案的电信诈骗类犯罪主要集中在两类：一是兼职刷单类，占全部电信诈骗类案件的比例超过一半，这部分受害者多为家庭妇女、在校学生等群体，部分人群就业困难滋生网络兼职诈骗；另一类占比较大的电信诈骗类案件为冒充类，冒充领导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负责人，通过改号软件，向其下属发布转账等指令，此类诈骗案件暴露目前的信息泄露问题严重，个人的身份信息、出差和开会等轨迹信息被犯罪分子详细掌握。

　　2018年11月29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公布了一组数据，自2015年11月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31.5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6万个，捣毁犯罪窝点1.7万个；共查处电信诈骗违法犯罪人员14.6万人；共缴获涉案银行卡28.7万张、手机卡32.2万张，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47.4亿元。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公安部先后64次组织各地公安机关，赴东南亚、欧洲、非洲、中美洲等3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警务执法合作，捣毁境外诈骗窝点21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159人。

　　虽然2015年以来我国开展的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在此高压严打形势下，电信诈骗犯罪并未禁绝。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1.1万起，同比上升35.5%，抓获违法犯罪人员7.3万人，同比上升36.7%。

“想打击却带不回来人”

　　电信诈骗犯罪从业人员等“业态”已出现多重新变化。据民警介绍，电信诈骗从沿海地区向南方地区蔓延，现在范围愈发扩大，甚至有外国人参与诈骗。

　　太原警方近期破获的一起外籍人员诈骗案中，一名利比里亚籍男子冒充在叙利亚服役的“美国将军”，以“搜罗了上千万美金的财富无法送回国，请求保管”的名义，诈骗了太原市民田女士50多万元。在田女士生疑之后，先派遣一名黑人来到田女士家中展示用药水把绿纸变美元的“技术”，随后又以“联合国亚洲事务”的台湾人、三名“美国人”等名义进行诈骗。

　　警方表示，这些犯罪嫌疑人根本不是美国人，而是利比里亚人，受“在华利比里亚籍朋友”委托前来诈骗田女士。所谓的“在华利比里亚籍朋友”是一名长期在广州生活的非洲裔黑人男子，警方分析其原本是一名被雇佣的底层“车手”，后面开始自立门户，将窝点设在非洲。

　　与此同时，一些重点地区重点类型的诈骗开始互相交叉，向外蔓延。近年我国曾两次挂牌整治电信诈骗重点地区，这些重点地区有各自为主的骗术。警方介绍，随着打击深入，各地骗术互相交叉，作案地域呈现蔓延趋势。

　　随着各地降低落户门槛，不少电信诈骗人员开始“化整为零”，向全国各地蔓延。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中队长阮航说，电信诈骗团伙以亲朋同学等为纽带，有一个人，往往很快周围就发展出一窝，落地生根后迅速遍地开花。

　　此外，电信诈骗窝点逐渐向边境和境外转移。民警普遍反映，电信诈骗犯罪窝点逐步从东南亚向非洲甚至欧洲的一些与我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传导，“想打击却往往带不回来人”。太原警方侦办的一起案件中，循线追踪到缅甸后发现，犯罪分子将服务器建在一个当地军阀的势力范围内。

　　据基层警方介绍，当前电信诈骗基本上已经职业化、专业化：由“金主”出资成立“水房”（财务公司），组织“菜商”（采集信息团队）采取网上购买、派遣人员到股票公司等单位渗透、雇佣网络黑客攻击破译企业网站等方式获取信息资源后，进行专业分类，雇佣懂网络、懂金融知识的成员搭建窝点，雇佣话务员，将分类数据用“猫池”（短信群发器）分批处理。下游则有专门的“车手”（取款团队）提现和专门公司洗钱。

　　第三方支付成洗钱通道

　　警方反映，最近出现的一些应用新技术的新式诈骗手段百姓难以防范。如新出现的语音合成技术，可以完全模仿一个人的声音语调，再用改号软件模拟出电话号码，一个电话打过来，从号码到声音都是亲朋好友的，受害人连发现都发现不了。

　　基层反映，目前电信诈骗“技术手段”创新快，可以根据打击情况迅速开展针对性变种，并不断利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快捷支付等新技术及其管理漏洞。2016年底各地成立反诈骗中心后，短时间内曾打得对方“措手不及”，取得显著效果，但随后电信诈骗发案数与损失金额又开始逐年上升。

　　“2016年时，案件比较简单，一般都能止付住。”太原市公安局晋源分局民警邢江涛说。据邢江涛和大同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支队长陈军介绍，那时取钱链条为：受害者将钱打到银行卡后，诈骗分子迅速分流多张银行卡，由“车手”提现，提成后返给“水房”。紧急止付一般能止付到五级，即钱到卡后转的前五次都能冻结。

　　目前犯罪分子根据打击情况开始进行针对性破解。受害人的钱到了银行卡后，二级就进了第三方公司，如打到支付宝等平台公司后，迅速分流购物，利用七天退款的规则等，将退款分流到不同账户。等警方查出流水，钱早已出了支付宝变现。

　　钱难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专业洗钱”花样翻新。警方表示，除了国内专业的提现团队，一些跨境洗钱公司也让他们难以适从。如一些赌博公司，以押赌资的方式将钱打过去，赌博公司抽取15%左右的手续费后将钱洗到境外。一些新出现的边贸公司也成为洗钱工具，如一些犯罪嫌疑人在东南亚成立边贸公司，以卖东西的名义让境内的钱合法打到境外，到账后迅速变现，只收取10%左右的佣金。民警介绍，一般一起案件中，最终到骗子手里的钱大概只有六成。

反诈骗如何道高一丈

　　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发展变化的专业化电信诈骗作案手段，基层普遍反映，目前打击机制和方式落后于电信诈骗发展水平，必须进一步完善打击治理和预防机制，以快制快，以科技制科技，方能有效破解。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要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快速联动机制。民警表示，在调取银行卡等信息方面，银监部门要形成“数据跑腿，人力不跑腿”的快速协同机制。基层民警反映，在山西省追查银行流水过程中，除了农行可以跨省调取犯罪流水信息外，其他银行都不支持。

　　太原警方侦办的一起案件中，作案银行卡开户行在内蒙古和黑龙江，取款地在广东，民警只能先去开户行提交手续，再去取款地，一来二去，钱早被取走了。而这种跨省调取在技术上并不存在问题，只需打通部门壁垒，让电子数据多“跑路”即可。

　　民警还向记者反映了第三方平台调取数据难等问题。他们说，在腾讯、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调取作案流水过程中，全国民警都需先到深圳、杭州等地，由当地网安部门开具介绍手续后去平台排队，调回资料需要至少一周时间。为了节约时间，民警利用个人关系，私底下在这些平台调取相关数据只需要一天时间。

　　此外，制度和司法层面产生的不适应性需破解。目前一些制度在基层产生一些不适应性，比如，按照相关规定，电信诈骗案件涉及重点地区人员采取属地打击原则，而一些地区迫于“不摘帽领导不得提拔”等考核压力，控制发案率和打击数，甚至制造打击阻力，往往“捂盖子”，自己不打也不让别人打。

　　有受访者建议，对落户、恶意开卡等重点人群应加强大数据分析和管控防范。太原警方侦办的一起案件中，湖北籍的嫌疑人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到江苏、湖南等地的银行到处开卡，一个城市十几张，半个月后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往往是专门为下游提供银行卡，按照行情，一套卡价值五六千元。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要强化涉案账户查询、止付、冻结管理，对于公安机关通过管理平台发起的涉案账户查询、止付和冻结业务，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立即办理并及时反馈。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建立涉案账户查询、止付、冻结7×24小时紧急联系人机制。

　　该通知还要求，对不法分子利用买卖的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转移赃款、逃避打击等问题加大惩戒力度，非法出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人员征信记录将受影响。

　　还有一些基层民警反映，各地的反诈中心由于缺乏编制，临时抽调人手组成，事实上现在只能作为一个联络部门存在，既无资源也没手段。反诈部门必须实体化，以专业人员和专业手段打击已经专业化了的“电信诈骗队伍”，改变目前打击技术落后于骗术的情况。

　　同时，反电信诈骗宣传应提升到全局角度和社会综合治理层面。太原市公安局警令部副主任曹明晖说，目前防诈宣传仅靠少数几个部门，内容老套陈旧，应该发动全社会力量，对新情况开展针对性宣传，紧跟群众日常生活习惯宣传，众多有大量用户的网络平台也应尽相应的宣传责任。在社会综合治理层面，应提高群众预防电信诈骗的基本知识，尤其要提高防骗和应对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