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莎泽达·艾哈迈德4月22日在美国“中参馆”网站刊文称，他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谷歌快讯发来的邮件，里面有探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新文章，很少遇到哪篇文章不包含几个事实错误和严重错误描述。但事实上，中国信用体系建设是相当公开的行为，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做法更隐蔽，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生活。

　　文章称，外国媒体把社会信用体系歪曲成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技术反乌托邦。针对错误报道，几位研究人员试图引用外国媒体报道出错的确凿事例予以纠正。常见的错误包括：假定中国的所有监视技术都输入一个中央数据库，每个可记录的行动都被确定一个分值并从综合评分中扣除，中国的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评分。

　　而实际上，社会信用是一个广泛的政策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个人、企业、法律机构和政府本身更加“守信”。这些措施包括将违法者列入黑名单，将有模范记录的人列入“红名单”以及一系列奖惩措施。在有些地方，它还涉及本土化和试验性的评分系统，意在激励“更好的”行为。“社会信用”这个笼统类别包含了一个更广泛政策议程的几项不断变化的内容，其中既包括国家倡议，也包括城市一级的试点项目，而这些项目并没有推广到全国范围。

　　文章称，现有的社会信用体系所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倡议旨在增进信任，包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任，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这种建立信任的做法可以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目的。虽然政府用来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辩解的许多问题的核心是经济考量——改善食品安全、惩罚债务人以及打击网上销售的假冒商品，但其他问题则符合促进机构信任的更广泛主题，比如惩罚开展误导性或伪造学术研究的人。

　　文章还称，该体系在中国最广为宣传的一面是如何惩罚那些被认为“不值得信任”的人。不过，中国政府用来实施这些惩罚措施的手段并不特别独特——其中有些手段在美国已经无处不在。事实上，两国建立信任的方式比人们预想的更为相似。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机制是创建黑名单。政府利用黑名单惩罚各种尚不构成犯罪活动的违法行为。经常被列入黑名单的对象包括有能力偿还债务但选择不这样做的人，通常被称为“老赖”。中国法院将不听从法庭命令的“失信被执行人”列入全国黑名单。这些命令通常属于财务性质，与偿还债务有关。但也可以包括其他种类的命令，比如向受害方正式道歉等。被列入某些黑名单的惩罚措施包括：不准从事公务员工作、禁止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禁止预订乘飞机旅行或在火车上乘坐“软卧车厢”。

　　文章还指出，除了黑名单，中国也有“红名单”。这包括确认哪些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典范，包括按时支付账单和纳税，或者在某些城市做义工和献血。

　　此外，还有一些更专门的例子可以说明如何予以奖励：政府制定了一项鼓励年轻人从事志愿工作的国家“行动计划”，被认定为优秀的志愿者可以得到的好处包括，向腾讯提出的求职申请可以得到优先考虑，通过阿里巴巴支付打折的手机费，获得在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天猫上购物的优惠券等。国家也许会在某个时候与技术公司分享有关其红名单的信息，以提供更多好处。

　　文章最后称，利用黑名单增进信任绝不仅限于中国。这在美国也很普遍，但形式不同。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下的黑名单是一种相当公开的影响行为的手段。相比之下，美国的类似做法往往比较隐蔽。私营企业编纂有轻微过失的人员名单，一般以“数据经纪人”的身份在监管相对不足的市场出售这些名单，从而形成了一些隐匿但技术上合法的数据判断，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生活。